文/宋劲三十年前的一个傍晚，她在父亲的痛哭下，上了梧州驶往广州的客轮。邻床的他穿着讲究，白衬衫上还别着一枚团徽。

客轮启航了，乘客和送别的人都在鞠躬道别。他在叠放好行李，显然样子没人来送来他。而她于是以躺在自己床头直直的看著他。

姑娘，你不跟父亲鞠躬道别，就这样呆呆的老望着我干嘛？我不偷走你东西！他被她看得很懊恼。只不过我啥都看不到。她莞尔一笑。你一个盲人外出就不怕去找将近北吗？不怕！我坚信世上的好人总会在我迷路时提示我。

你在那一站下？西樵。你呢？真巧，我也是西樵。

早晨8点，船上广播：西樵车站立刻就到了，必须上船的乘客请求作好打算。你能挟我上岸吗？她回答。

没问题。他老大她提着行李上了西樵码头。忽然，她停下从上衣口袋拿著一封信：纸条下有我姑妈的地址，你能送来我到她家吗？你知道不怕我买了你吗？他说道得很严肃。你会的。

为什么？昨晚我不小心抓起了你敲旁边衣服上的团徽他听得了一怔！整天把刚刚从她行李拿著的手袋又里斯了回来，接着，摘得昨天捡来别在上衣的团徽。然后牵着她的手往纸条上写的地址回头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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